出品 | 搜狐科技
作者 | 潘琭玙
【资料图】
编辑 | 杨锦
海外科技大厂进入寒冬。
近期，亚马逊、推特、Meta、微软、Intel等科技巨头先后传出裁员消息。公开数据显示，自2022年以来，截止到11月22日，有850家海外科技企业裁减员工总数达137159人，每月裁员规模超过1万人。11月，在各大厂宣布裁员后，单月总体裁员人数超4.5万人。
今年，苹果、微软、亚马逊、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以及脸书母公司 Meta 市值损失了逾 3 万亿美元 (约合 21 万亿元人民币)。在标准普尔 500 指数中的权重从 2020 年 9 月创纪录的 24% 降至约 19%。
一纸裁员信后，“打工人”何去何从？近日，搜狐科技对话了三位海外大厂被裁的华人员工，以下是他们的自述。
1
“我只有两个选择：四个月内在新加坡找到工作，或者回国。”
小Y，新加坡Meta，招聘猎头
在上海某外企工作五年后，我收到了来自Meta的工作机会邀请。作为单身女青年，我没有养家的顾虑，海外大厂光环以及异国的未知，都让我忐忑又激动。
今年6月，我打包行李来到新加坡，入职Meta的招聘部门。
初来乍到，第一印象是新加坡很小，国土面积相当于1/8个上海。我所在的办公室也不大，但是部门人数出乎意料的多。这两年公司疯狂招人，招聘部门也快速扩张，甚至冻结招聘期间，依然有新员工入职。
入职后，听闻公司要缩减开支，有一天去食堂吃饭的时候，发现窗口减少了，原先同时开放的亚洲菜、印度菜和国际饮食窗口，从那天开始，改成了每日轮换开放的形式。
（新加坡Meta的食堂菜品/采访者供图）
裁员的消息是11月初从媒体的报道中了解到的，但因为媒体长时间对Meta的报道都相对负面，很多人都不信。我浏览了blind上面的多种传言，有的人说最多裁员20%，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内心产生了一些恐慌。
新加坡时间的11月10日晚上七点，如报道所说，Meta发布正式通告确认将裁员1.1万人。
这是一纸“死亡预告”，当天晚上，群组里有欧洲同事开始发消息说自己收到了邮件，跟大家say goodbye后纷纷下线，群组的气氛变得凝重，我们意识到可能自己也无法幸免。
11月10日晚上到11月11日凌晨，对全体Meta员工而言是不眠之夜。凌晨三点，扎克伯格在线上开启了面向全公司的讲话，我上线的时候，发现大半的同事们都在线。第二天早上6点刚过，手机一直在响，我打开就看到裁员邮件。
当时第一个想法是去问问同事们的情况，得知大家都遭受了同样的命运。我的公司权限很快就都被取消了，没办法与同事们正式告别，也没有机会问清裁员的缘由。但相比我的无牵无挂，有一位菲律宾同事带着老公和孩子来到新加坡，新加坡的开销大得多，此时她的失业对家庭经济的影响很大。
我与同事们在私下约了几次，互相加油鼓劲想办法，之前作为猎头认识的候选人也热心地帮我寻找内推机会。
公司给了4个月薪资补偿，医保续交3-4个月，余下四个月的工作签证是我的倒计时器，我剩下两个选择：四个月内在新加坡找到工作或者回国。
小半年时间中，我慢慢适应了这里的食物与天气，生活步入正轨，自然不甘心直接回国。我开始投递简历。在有些岗位需求中看到“会说中文”“了解中国市场”，发现自己作为外国人还是有一定的优势，也因此缓解了一些焦虑。
我减少了非必要的开销，考虑到外卖配送费太贵，我每日出门去食阁打包晚餐，精简生活用品，降低购物欲望，进入了不确定未来的待业常态。在Meta的前同事们都不吝啬分享他们的知识、经验，给予关照，许多个午后能与他们去咖啡厅聊聊天，相互陪伴，是不确定中比较确定的部分。
2
“经历了被收购、被裁员又被返聘的闹剧，我还是决定回到推特。”
Amy，加拿大推特，数据分析
上周是我被裁的第二周，闲着无聊，找了份送外卖的兼职。也是上周，我在推特的前老板来问我是否愿意回去工作，看到消息我觉得好笑，也有些幼稚的幸灾乐祸情绪。
之前，我在加拿大一家并不知名的公司工作了五年多，推特的HR在领英上找到我，我觉得自己“撞了狗屎运”。进入大厂一直在我的职业规划中，但自我感觉能力有所欠缺，没有自信申请大厂。因此，我格外珍惜这次机会，经历四轮面试，我在2月份拿到了数据分析岗位的offer。
（推特的入职礼包/采访者供图）
入职两个月后，马斯克与推特的收购拉锯战展开。
我的工作需要处理平台内的虚假信息、垃圾信息，通过画图表监控，通过模型进行过滤，我认为这一环在推特的产品生态中是较为重要的。也是在工作过程中，通过数据监测发现，推特并不像马斯克所说的有大量机器人账号。
马斯克在收购、反悔的反复横跳过程中，对于我们而言更像是看一个笑话。有特斯拉员工向我们评价马斯克是“大智若愚”；但也有不少同事包括高层在这期间离职，虽然没有明说原因，但大家猜测是经历了收购期间的混乱，对公司的未来预期较悲观。
一位VP安抚我们，“也许变化意味着机会”，但变化真正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始终觉得不太对劲。
马斯克捧着洗脸槽走进美国推特总部那天，全体员工收到了一位高管发的邮件，大概内容是，马斯克今日到推特总部开会，如果你看到他，记得跟他say hi。邮件的语气轻松，似乎一切都很顺利。但马斯克入主第一天所裁的核心高管中，这位发邮件的高管是其中之一。
随着高管被裁，大规模的裁员接踵而来。11月3日晚上，全员收到了一封邮件，是告知的语气，没有情感上的叙述，也没有对裁员表示抱歉，仅称，“你的职位不再被需要了。”
当晚同事群组中，同事们接连发消息称自己的Slack权限消失。没过多久，我的个人邮箱收到了裁员邮件，点开Slack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上一次聊天的缓存界面，过了一秒页面自动跳转到登录界面，但我知道我无法登录了，跳转的那一秒我意识到我失去这份工作了。
7个人的小组中留下了3个，工作年限长短、学历高低、工作地点永久居家或是在办公室，都有被裁员与“幸存”的，模糊的裁员标准下，员工的命运像是公司随机掷骰子的决定。
我所在的加拿大安大略省规定，公司超过50人的大型裁员，需提前2个月通知员工，推特显然没有遵守，推特只提前了两个小时。裁员补偿中，我拿到了三个月的工资，加上两个月的医保，补偿在政府规定两个月的基础上多了一个月的工资。在情绪安抚与实际补偿上，推特的措施都不尽如人意，好在我暂时没有需要工签的焦虑，存款也足够覆盖开支。
大厂的工作对我而言，像是“阶级的跨越”，现在的我有信心去申请更有挑战性的工作。但在经济环境与就业环境都进入寒冬的当下，我会担心申请不到与推特持平或是更好的公司，这意味着我需要重新建立信心，再进行一次跨越。
因此，回到推特是缓解我职业上升焦虑的性价比最高的方法。即便马斯克制造了多番闹剧，我对他作为老板的信心并不足，但我还是在四天后向推特回复，“我愿意回去。”
3
“经历过这次裁员，我担心我再也不敢申请带薪休假了。”
UU，美国亚马逊，程序员
在亚马逊工作快两年后，我第一次鼓起勇气，在想看看大海的时候任性地请了带薪休假。
请假第一天我去看了一场演出，第二天在酒店睡到自然醒刚准备化妆去海边拍照，看到大老板突然给我设置了一个下午两点的会议，我立刻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。
那天上午的等待过程堪比我等待高考成绩的那天，虽然已经知道结果，仍然怀有一丝侥幸。
会议开启后，对面是黑着脸的大老板和一位HR。HR第一句话就是“很抱歉”。当时我大脑“嗡”的一声，后续的政策内容几乎没听进去。我只知道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有两个月的时间进行内部转组。如果转组失败，得到的“裁员礼包”是两个月的工资，同时，我的H1B签证有效期也开启4个月倒计时。
还没来得及收拾心情，我先收拾行李回家，结束了为期一天的带薪休假。
会后我联系了直属经理了解情况，他说组里的L4（刚刚大学毕业加入亚马逊的新员工）都收到了非正式通知，他也刚收到自己被裁员的消息。后来我了解到，整个部门裁员人数达到80%，我们组里12个人最终只留下了2个，被裁员工中有一位同事刚休产假不久。
（亚马逊位于西雅图的办公楼门前街景）
我现在再回想，所在部门去年一整年冻结招聘，做着不被看好的边缘产品，部门内几位中层相继出走，一切都预示着我们将成为裁员的重点对象之一。
在国内大学读完本科后，我原先考虑直接就业。在秋招挤破头的内卷下，虽然拿到了大厂的offer，但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疲倦，并且我能够预判这样的疲倦在进入大厂后会时刻伴随着我。因此，我选择了“gap”一年申请研究生。
我为自己制定的目标是毕业后拿到工作签证，留在美国。因此即便亚马逊是科技厂的“卷王”之一，我还是接下了offer。进组后发现我所在的部门是亚马逊的“清流”，能够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。但与此同时，亚马逊的绩效提升计划（PIP）要求每年各Org (大组) 有强制性10%的淘汰率，让我时刻需要绷紧一根弦，因为丢失工作的同时我也有可能丢掉身份。
我成了部门的“卷王”。几个月前与经理面谈的时候，他提到明年有机会让我升职，我在上个月做完了能够影响我升职节奏的项目。但就像多数人说的那样，裁员不看表现，只看运气。
我对未来就业形势的预判并不好，因此我强迫自己立刻开始寻找转组机会，两三天内私信了三十几位招聘经理，多数已经招满没有招人需求，我也动用了在公司内为数不多的人际网，帮我询问哪里有空缺，能否帮助我内推。
最后，是裁员会议上那位黑着脸的大老板帮我找到了转组机会。两个星期里我在焦虑不安中度过，甚至没来得及向其他被裁员的同事们告别，下周我将进入新组。
我还记得申请带薪休假后的那天下班，我因为过于开心而向陌生的路人打招呼，他们当然也热情地回应我，当时我以为我终于在国外找到了与我形状相符、供我栖身的角落，但这次裁员过后，我担心我再也不敢申请带薪休假了。
